“好人文化”培育的几个着力点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朱金瑞

《河南日报》2016年9月27日第6版

近年来，“河南好人”层出不穷，不仅表现在焦裕禄、史来贺、吴金印、李连成、燕振昌等老一辈英雄模范身上，更发扬光大于裴春亮、李学生、许帅、王锋等年轻一代身上；数以万计的“河南好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者和引跑者，他们传递着人间的温暖和温情，让大家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和光辉。“河南好人”不再仅是一个个好人、一群群好人或一种好人现象，她正在孕育一种文化，即“好人文化”。“好人文化”是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是河南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文明河南”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和支撑。培育“好人文化”需要着力以下几个方面：

夯实“好人文化”的社会认同。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背后都有一种重要的人文力在作为支撑，这个力就是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孕育了兼容并蓄、刚柔相济、革故鼎新等为主要内涵的中原人文精神，滋养了侠肝义胆、勇于担当、吃苦耐劳、自尊自强、扶危济困、宽厚诚信、不畏艰难、踏实进取等河南人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已成为一种区域文化性格或者是一种文化基因，不仅深深地植根于河南人的血液里，而且具体表现为代代传承的家训、家教、家风，体现为忠义文化、廉政文化、乡贤文化、孝亲文化等，同时，也呈现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中，如商圣文化、医圣文化等等。这种精神血脉的传承是涵养和支撑“好人文化”的丰富土壤。

伦理学的研究也表明，高尚道德人格的形成是个体对社会道德的内化。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弘扬河南道德精神中优秀的基因，激发社会公众对河南文化的认知和自信；另一方面，让“好人”走下神坛，包括，在“好人”典型选树时，注重大众化、平民化，在渠道运用上，注重多样化、多元化，在培育载体上，注重日常化、普通化。总之，夯实“好人文化”的社会土壤，创造社会公众对“好人”的普遍认可，让老百姓感觉“好人”来自身边，来自基层、来自生活、来自群众；同时，充分发挥非正式组织在信息沟通、个人意愿表达、个人归属感等方面特殊的教化功能。如，针对我省农业大省和农业文化发达的特点，充分发挥家及（宗）族的道德教化功能。再如，除保留村边、大树下、井台旁等的闲言碎语作为道德评价的主要途径外，不断兴起的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社也是“好人文化”培育的重要载体。

构建“好人文化”的制度生态。高层次的道德建设必须以低层次的道德建设为基础，德行伦理的实现需要以制度伦理、伦理制度为前提。因此“好人文化”的培育既靠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引领，也需要法律和制度作为底线的约束和保证。一方面，要以顶层制度设计的形式，对“好人”进行多种形式的关爱，如资助医疗费、提供养老保险等，让“英雄流血流汗不能再流泪”。制度层面的奖励不仅仅是对个体的关心、关爱，还体现着党和政府对塑造公民高尚人格、弘扬社会正气的自省、自觉。这种制度设计中的道德指向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选择，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民个体的道德理想和行为；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行业管理、行政管理和执法监管作用，依靠法纪政策强大的威慑力和制裁力，制约失德悖德行为，扶正祛邪、扬善惩恶，将人们的行为引入公序良俗、积极向善的健康轨道；同时，用政务诚信的表率促动“好人文化”。

激发人人成为“好人文化”建设的主体。好人文化是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文化。公民个体对主流价值观的践行程度决定着“好人文化”的建设程度。而高尚道德人格养成的基础是知，关键则是行。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是社会道德要求内化为个体道德的不可或缺的载体。只有每一个个体都成为道德建设的主体，社会道德素质的提升、“好人文化”的形成才能奠定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对每一个公民来说，一方面要见贤思齐，自觉将爱与善播撒，积小善才能成大善；另一方面是知行合一，防微杜渐，戒小恶才能避大祸，达到“日用而不觉”。一个人从“小善”可积累起比较强的向善心理，一个社会可由“小善”积累起向善的潮流。总之，当做“好人”、行“好事”成为一种习惯，“好人文化”才能真正奠定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⑥5